收入分配要效率与公平并重。效率与公平本来是相互促进的。没有公平的分配，会导致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影响社会稳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会产生经济和政治垄断，这两者都会损害长期效率。公平分配会激发劳动与创造积极性，会使人们站在同一起跑钱上公平竞争，从而确保效率。

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严重不公平，因此收入分配改革必然成为社会合协发展的重要任务。然而，近几年的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要努力只是放在收入再分配调节制度特别是转移支付方面，比如将事业单位养老制度与企业单位看齐，比如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却忽视初次分配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甚至某些提高效率名义的改革举措，却在进一步恶化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比如以提高产业集中度为名的国进民退、国企对国民经济垄断程度的提高。

从中外历史来看，对收入分配公平性起主要作用的是初次分配制度，再分配调节对公平性虽然也有重要作用，但其作用不如初次分配制度大。更重要的，收入再分配存在效率损失，一是再分配会损害人们劳动创造的积极性，二是再分配本身具有较高的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会使用于再分配的资源大量流失。因此，王大麻子认为，我国收入分配改革应初次分配制度与再分配制度改革同时进行，其中提高初次分配公平性的相关制度改革尤为重要，因为初次分配公平性的制度改革也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另外，收入再分配调节也应以公平为主导。

影响初次分配公平性的制度包括：

一、劳动者的劳动自由支配权利，工资集体谈判的权力，劳动健康与安全保障制度。改革开放赋予了劳动者自由支配劳动力的权利，从而解放了劳动生产力使我国社会经济能够迅速发展，身份为农民的劳动者收入水平才能够不断提高。秦晖的研究表明，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低工资具有发展速度快的国际竞争优势，但是最终却会阻碍社会和谐发展。

二、产权，特别是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个人产权。经济学和历史证明，无论是产权私有或是公有，只要被少数人垄断，便会产生严重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而公有产权必然被少数人垄断，既导致严重收入分配不公（是不公，不是不公平），也导致腐败和道德堕落。因此，确保相对平等的，使绝大多数人拥有土地和自然资源财产权是收入分配效率与公平的基础。若农民没有土地产权，就没有“民工荒”，资本家或企业主就不会主动提高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待遇。所以，虽然劳动法重要，但产权比劳动法更重要。

三，反特权，反特权垄断。权利平等，才有公平，才有收入分配公平，才有健全的公平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目前收入分配最大的不公平原因之一，是官员和公务员队伍因其权力不受制约收入、灰色收入过高，是其因特权而独享超过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承受能力的医疗养老的社会福利保障水平，但他们却因特权而被屏蔽在改革之外。一个公务员的退休和医疗福利，抵得上几十个普通工人家庭的福利水平。

目前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重要原因之二，是国有垄断企业对自然资源（矿产）、金融资源和国计民生产业的，排斥竞争的特权垄断。这导致了国有垄断企业管理层，特权职工的高收入高福利，也导致了国企内部同工不同酬……行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同身份收入差距过大，很多都是反竞争的特权垄断的结果。

在收入初次分配方面，虽然政府也提出要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但是，在居民没有土地等其它资源产权，而且国计民生产业都被国有垄断企业特权垄断的情况下，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只能来自住房和证券。因此近几年，国家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措施，就着重于繁荣房地产市场和资本证券市场，这导致了住房价格上涨和确保股市上涨，制造了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泡沫，只是使少数人受益，也加大了收入分配不公平。

收入再分配调节制度改革方面，目前只是注重转移支付（这很必要）即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而忽视了收入分配的税收调节。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由于没有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力，也难以做到公平和有效率。而没有收入分配的税收调节，则会因转移支付缺乏收入来源而加大普通居民的税负。

以公平为主的收入再分配重在税收调节，而且税收调节应以公平为主导。目前我国的税收收入来源主要是具有累退性质的流转税。因此，以公平为目的调节收入再分配的税收制度应：第一严格执行个人所得税制度（堵塞特权者偷税漏洞），任何人的任何收入都应纳入征税范围；第二是财产税，包括遗产税，这既调节收入分配也调节财产的分配。第三是公有资源租，要充分实现并纳入税收的范畴，成为政府重要收入来源。第四是减少流转税，特别是降低增值税。盛洪等所说的提租减税，租就是不动产和国有资源租金以及生态环境税，减税就是流转税和所得税（特别是前者）。提租减税，既能改进效率也能确保公平。

总之，若不改革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收入初次分配相关的制度，若收入再分配调节不以公平公正为主导，则收入分配改革就会越来越偏离公平，南辕北辙。既会加剧社会不稳定，也会损害社会经济效率。

全文(编辑:dq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