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中国的外交经历了国际主义、韬晦主义以及现在的实用主义三个阶段。所谓的国际主义阶段充满了浪漫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情怀，但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和三个世界理论的过时而最终还是被扬弃了。中间发生了几场昔日兄弟之间的残酷战争以及众多的对输出革命和无偿援助政策无情嘲弄的事例。改革开放后，面对内部濒临破产的经济和堆积如山的社会与政治问题，中国的外交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韬光养晦。那些年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每次做出一番八面来风的公允发言后投出的无数个或弃权或赞成的票决就是证明。但是近年来，随着GDP的快速堆砌，外部强大与内部积弱共存的中国开始想说“不”了。以1997年初中国否决了安理会关于向危地马拉派遣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决议草案为标志进入了外交的实用主义阶段。那次使用否决权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明言报复危地马拉搞两个中国。

其实，实用主义外交也是讲原则的，但这里的原则不再像以前那样的泛道德化或泛意识形态化，而是将所谓的国家利益具体化了。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是否高尚或卑鄙，君子或小人，只要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只要你能让我得利，我也就对你好。否则，我就会说“不”，或扬言威胁说“不”，公开跟你过不去。这种实用主义外交政策近些年来对于中国在世界各地寻求和获得自身的GDP经济发展所急需的各种巨量的资源和能源无疑是非常有效的，但缺点也很显著，那就是急功近利，容易被眼前利益所迷惑而忽略了自身的长远利益。同时，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做法也会招来国际上许多埋怨的话语和鄙视的眼光。这种过于强调自身利益而忽视他国感觉的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做法也有很大的副作用或叫风险，因为它往往会导致自己在国际上孤立。伊朗核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最近，国内外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报道连篇累牍，但核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将怎么办？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面对似乎执意要发展核武器且很快就可以造出核武器来的咄咄逼人的伊朗，国际社会也几乎团结一致地形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制裁伊朗，期望它在饱尝制裁的痛苦后最终自动放弃核武装的企图。可是，手中握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却至今对此语焉不详，态度含混不清。现在随着伊朗核问题越来越紧迫，国际上予以制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但就是不知道中国到底会怎么办。都十分担心，不要我们制裁提案忙得不亦乐乎，结果却被中国一票否决掉了。所以各相关国家的政府、智囊和媒体均纷纷开始分析和预测中国在伊核问题上的政策走向，相关国家可能还试图在私下里与中方做交易，换取中国对制裁的支持。但结论大多是雾里看花，莫衷一是。为此，笔者也想就此问题说几句话，就算凑个热闹吧。

人们会问，过去几年中，前三次联合国制裁伊朗的决议，中国都投了赞成票，但中国这次为何会在投票问题上陷入困境呢？这是因为以前总认为伊朗在技术上离核武器还很远，所以前几次对伊朗的制裁都只是象征性的。伊朗政府前些年在铀浓缩问题上或晴或阴、或配合或拒绝的合作态度和外交技巧也在相当程度上化解了制裁。可这次不同了。伊朗不仅在技术上和生产能力上均已成功搞出了20%浓度的浓缩铀，离造出核武器只差一步，而且此时在态度上也出现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变得强硬而僵化，几无灵活性可言，甚至摆出一副不搞出核武绝不罢休的架势，让周边国家无不心惊胆战。

伊朗这个国家与周边国家不同，属波斯民族，政教合一，什叶派，与中东地区的大多数逊尼派的阿拉伯国家在历史上一直是呈对立状态的。当年死伤上百万人的两伊战争就是在这么一个宗教派别背景下打起来的。再加上这个地区还有一个从不安分的以色列，一直与伊朗互视对方为主要敌人。可见，倘在中东这个原本就不安宁的地区再产生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又与区内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存有深厚的教派和历史纠葛，这对该地区以至于整个世界无疑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这是其一。

其二，与前些年不同，时下中国在伊朗不仅有了很多很密切的贸易关系，如从伊朗日均进口40万桶石油及在伊朗承接众多的工程项目，2009年双边贸易额达到300亿美元，而且还开始有了非常巨大的投资利益。以前投资的项目不算，仅去年揽到手的项目就足够让中国动心不已了。比如，2009年8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石油)获得伊朗陆上最大油田——南阿扎德甘油田的开采权（北阿扎德甘油田开采权给俄罗斯了），中方负担油田开发所需的90%费用，但可获得该油田70%的权益。

伊朗南阿扎德甘油田可不是一般的油田，它不仅是伊朗最大的陆上油田，也是近30年来世界已探明的最大油田，原油总储量约为420亿桶。 拥有这个油田70%的权益就意味着近300亿桶，也即40多亿吨石油。按目前标准足够中国进口二十多年的了！当然，这个项目之所以让中石油签下备忘录不排除伊朗抱有拉拢中国，试图让中国阻止制裁发生的的意图，因为5年前这个项目是给日本的，后来日本迫于美国的压力而几乎完全放弃掉了。

全文(编辑:dq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