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仇和时代的宿迁

宿迁和几年前相比变化显著，改革的成果已经惠及百姓
 
宿迁市，3月11日，晴。
一对身穿结婚礼服的新人，在众亲友的簇拥下，牵着手，面向市政府而立。
“政府见证，爱情永恒。”新郎高声宣誓。
新娘有些羞涩，低着头，微笑，摇了摇牵着新郎的右手。众亲友一阵欢呼。
高旗站在不远处的市府大门传达室前，望着这对新人，笑着说：“这几年，年轻人结婚，都爱到这儿来。”他是市府大门传达室的保安，相似的婚礼见了不少。
“这广场，这大楼，都是仇书记给咱造的福。”高旗伸手画了个圈，将四周的高楼和绿树揽了个遍。
仇书记——仇和，此刻已在3400多公里之外的昆明，掀起又一场新的改革，新闻不断，争议不断。
始终不减的招商热情
2002年的仇和，44岁，作为宿迁市委书记任上的“一年级新生”，他推行了“激情燃烧”的招商举措，炙烤着全城官员与民众的神经。
他下达政令，“要求1／3的机关干部离岗招商，副处级干部的任务是500万元／年，完不成任务的干部，所在部门一把手免职。”
仇和离任后，这种“霸道”的招商之举，并未就此终结。
“没有变化，主调不变，主旋律不变，一呼百应，一以贯之。”继任者张新实，2006年走马上任后，第一次以市委书记的身份在全市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时说。
这位长仇和6岁的官员，接过“仇和式招商的熊熊火把”，并“加了一把薪”。
“凡是完不成招商任务的单位一律不提拔干部，凡是后备干部都一律安排到大项目一线锻炼、考核。除了公检法和纪委，其余任何机关都有招商指标，人大与政协亦不例外，比如城建局和宣传部是每年1000万元，卫生局是2000万元的指标，经贸委是4000万元。”这是张新实对宿迁官员们的要求。
开车在宿迁城内转一圈，“一切为了大项目、为了大项目的一切”、“绿色家园投资热土”等类似的巨幅标语随处可见。
“你这两天看电视了吗？” 宾馆服务员马源英笑着问本刊记者：“是不是学习了很多招商信息？”
几年前，宿迁城内很多宾馆的房间里，除了铺设有线电视系统外，还增设了一个网络电视机顶盒，接上宽带网线，房客就可以享受到由当地电信部门提供的网络电视，“劲爆心跳剧场”、“院线热映”、“电视剧场”等等网络节目可以随意免费观看。
在这些娱乐频道外，当地政府还特别设置了“本地信息”频道，点击进入，“投资环境”、“优惠政策”等官方权威信息扑面而来，宿迁下属的2区4县的所有投资热线电话也都一并公布。
“这才叫全套服务嘛。”该宾馆的一位管理人员略带调侃地说。
对此做法，宿迁发改委一位官员笑言：“娱乐和工作完美结合，效果显著。”
在宿迁市政府大院正门的条石上，镶嵌着“团结奋进、敢试敢闯、务实苦干、自立自强”16个鎏金大字，这是宿迁建市之初便提出的“宿迁精神”。在这字的下面，写着“青岛啤酒（宿迁）赞助”的字样。如今，招商文化已经深入这座苏北城市的骨髓。
在宿迁采访期间，《新世纪周刊》多次约访张新实，每一次得到的回复都是：“书记又去招商了，忙啊！等等吧。”
3月是宿迁官方定下的招商月，每一个官员都在四处张罗着招商引资的事情。
“你要是来投资，张书记或许会与你共进晚餐的。”发改委的官员开玩笑说。
笑言背后却道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宿迁官方面对前来投资的商人总会表示出12分的热情和诚意。
这一点，苏州商人吴永康最有感触。2006年，他果断地在宿迁下属的泗阳县投资3000万元，兴办苏北最大的服饰企业。此前的六七年里，他已经在宿迁投资200万建了一座工厂，“正是那次投资后，政府给我太多的帮助和后续服务，让我坚定在这里继续投资的信心。”
在宿迁投资的很多外地商人，都有相似的感受，“仇书记离开后，我们并未感到有什么变化，一如既往受到政府的支持。”浙江籍客商、泗洪县金盛购物广场董事长鲁鹏飞对《新世纪周刊》说，“宿迁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另一位在宿迁投资的苏州商人，江苏流星工业园有限公司董事顾荣德也表示，最让他难忘的，是宿迁政府办事的高效率和高质量。
2008年1月2日，在全省干部大会上，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给予后仇和时代的宿迁以高度评价：“宿迁登上了一个更高的发展平台。”
这让继任者张新实感到开心。次日，在宿迁市委全体(扩大)会议上，他兴奋地向众人展示胜利成果：“2007年宿迁市实现财政收入61.2亿元，同比增长60.7 %，增幅全省第一。”
当初，仇和任宿迁市委书记时，张新实为市长，另一个身份则是政府招商引资领导小组组长。
后仇和时代的宿迁，在张新实的主政下，“仅2007年下半年开工的5000万元以上大项目就有103家。”现在，张新实总说，“宿迁不少干部知识结构仍处在‘说农业大半天，说工业一支烟，说资本不着边’的状态。”因此他一再要求下属，“干部要为企业家服务”，“每个项目都有一个帮办”。一个常被援引的例子是，宿迁市国税局局长为一个招商项目当“帮办”，为了给投资企业办理海关手续，南京跑了五六趟，颇受“磨难”。
张新实，这个出生于1951年的南京人，10岁时父亲因肺结核离他而去，母亲靠糊火柴盒、切酱菜把张新实等5个子女拉扯大。19岁时，张新实进入特大型国营企业南化公司当学徒工，然后通过自身努力一步步走上来，从老国营企业进入政府工作。
“张书记的成长经历让他比一般人坚强，不惧困难，勇往直前，现在，他正将这份个人气质带给整个城市。”一位下属这样评价张新实。
现在，每年年初的宿迁市委全委(扩大)会议和年底的市委工作会议上，主题永远只有一个，就是“招商引资、工业突破、项目带动”。
在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宿迁现任市长缪瑞林说：“GDP由2002年的247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540亿元，年均增长14.2%；财政总收入由14.3亿元增加到61.2亿元，年均增长33.7%，……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由522户增加到1328户。……”
数字背后，反映的是宿迁经济改革的成效。
3月11日，张新实在博客上进一步阐述了对仇和时代激进招商的认同和坚持：“不要说我们后发展地区有‘发展焦躁症’，也不要对我们千方百计招商引资说三道四，只要注意环境保护，不搞资源浪费，招来的项目越多越好，招来就是就地就近就业的岗位，就业就有收入，创业才能致富，这是后发展地区最大的民生，否则民生问题解决不了何谈‘和谐’！”
城建的受益者
仇和主政宿迁，大力推进城市建设，大规模的“拆”与“建”之间，他被人称为“酷吏”、“法西斯”，“搞政绩工程”。
事实上，早在1996年，仇和担任宿迁市下属的沭阳县县委书记时，他已经遭遇过一番的“仇恨的目光”和“愤怒的口水”。
沭阳县委办主任刘士武对《新世纪周刊》说，作为全国19个革命老区之一，1997年前，沭阳基础设施十分薄弱，公路密度在全省最小，公路质量在全省最差。
“72%的行政村未通砂石路，22%的家庭没有通上电，54%的村没有通上电话，80%的村没有自来水。”沭阳县一位城建官员说。
当时刚刚留美归来的仇和，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建和“小城镇建设”。与之相伴的，便是大规模的拆迁。曾有人偷偷拍录下当时“大跃进”式的全县拆迁运动，“几辆警车一字排开在拆迁地带路边，一支包括拆迁办公室干部、居委会街道干部以及公安警察在内的几十人队伍，正在挨家挨户地拆门卸窗、搬箱挪柜，随后由两台庞大的挖土机实施推倒作业，现场烟尘瘴天，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两个多小时……”
那几年里，沭阳共启动民间资金50多亿元，用于修路、城区改造以及小城镇建设。大部分是政府力量强制性推动。
那时的沭阳，有两个流传甚广的民谣，“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仇和手一挥，拆到沂河堆。”“拆了你别哭，没拆你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
拆迁“大跃进”中，仇和对开发商有一个不容商量的要求，“开发商必须负责拆迁户的就地安置工作”。
2001年，当仇和离开沭阳，前往宿迁履新市委书记时，留下的是一个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的新城市，市容“漂亮、整齐、干净”。曾经的质疑和咒骂声全部变成了褒扬和称赞。
3月12日中午，阳光明媚，沭阳城市中心的标志雕塑“三匹马”旁，65岁的赵翼成正抱着小孙子在此散步，提起仇和，他满口称赞，“那时很多人还是目光浅，事情回头一看，就不一样啊。”
47岁的武一鸣拥有一间100多平米的临街商铺，“这是那时旧屋拆迁后原地置换的。自己出很少的钱，政府补偿一笔。当初老房子要拆时，我还反对，现在我算是真正体会到实惠了。”他算了笔账，刚拆迁那时，沭阳县城里的房价是400多元一平方米，现在已经涨到近2000元一平方米。
类似的个案在沭阳还有很多。曾有媒体评价说：“短时间的强投入，使沭阳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是仇和的政绩，而老百姓投入的资金，则可看作购买了长期利益的‘股票’，这是一个双赢的结局。”
“上面补一点，企业垫一点，百姓筹一点，政府出一点。”仇和依靠这四点，在当时的沭阳展开大刀阔斧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他曾要求每名公职人员借出部分工资，而全县5000多名机关干部都出义务工，参与城市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举措，难免会引起质疑、不满和抵触情绪。
“现在我们都尝到了改革的甜果子。”61岁的沭阳市民马睿英说。
目前，沭阳城区已经形成了新城区、老城区、经济开发区“三区一体”总体格局，主干道形成“六横八纵两环”格局，绿化覆盖率迅速达到43%，人均拥有绿地面积超过10平方米。仇和为官一任，让这个落后的县城早在1999年就实现了户户通电、村村通电话。
“虞姬故里，花乡沭阳，在仇和改革之后，找到了荣光。”该县分管经济的副县长吴龙对《新世纪周刊》说。
2002年仇和担任宿迁市委书记之后，同样改变了宿迁的城市面貌。如今，随着以市府大楼为中心的新城区的建设，宿迁中心城区建设面积由建市之初的180平方千米扩大到2108平方千米，是建市之初的11.7倍。
每天清晨，在新城区市府大楼前的人民广场上，很多老人来此晨练，一位老人对《新世纪周刊》说：“仇和没来之前，现在脚下这片地你知道啥样吗？荒草疯长，垃圾成堆，郊区的郊区，那时谁能想到，现在能站在这里打太极呢！”
2001年的宿迁商品房销售均价只有980元，而到2006年仇和离任前，均价已近2200元，其中位于发展大道附近的香格里拉楼盘已经达到2600元一平方米，与苏北重镇徐州不分伯仲。
对于那些拆迁户而言，也不必为节节攀升的房价担心，宿迁市仍在一以贯之地实施着“定销商品房”措施。这条措施继承了仇和的拆迁安置思路。
“喏，看那边的房子，是我的新家，6、7月份就能入住了。”李振东是宿迁市区古黄河滨水核心区拆迁户，3月13日，他指着青海湖路附近的即将竣工的世纪新城小区说。
“刚拆迁那会儿，我就担心，自己的老房子太小，自己又刚从单位退下来，没有那么多存款，拆迁后哪里买得起新房子呢。”李振忠说。但随后的拆迁政策让他放了心。按照该政策，被拆迁人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协议购买世纪新城小区定销房的，在享受10%提前搬家奖的同时，房价还可以每平方米下浮50元。
高效的行政
2007年12月28日空降昆明后，仇和便以整饬吏治为切口，在昆明官场掀起一阵旋风。2003年，仇和曾在宿迁首推干部任用公推公选制度，在中国，有关政治体制的改革往往困难重重。
2004年5月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视察宿迁，当仇和向他汇报整顿吏治和公推公选等政治民主制度建设的尝试时，“胡锦涛听得很认真，也问得很细，但没有表态。”这一细节被当时陪同官员看在眼里。
4天后，新华社的报道援引胡锦涛的话说，“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同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是内在统一的，要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坚持正确的政绩观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为民、务实、清廉，兢兢业业地干好工作，实实在在地创造业绩。切实转变干部的工作作风，多干群众急需的事，多干群众受益的事，多干打基础的事，多干长远起作用的事，扎扎实实地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
2004年7月，仇和又在宿迁推出勤廉公示制度，专门成立了勤廉公示办公室，将容易“出问题”的“一把手”或者“特殊岗位负责人”的资料公布在《宿迁日报》上，由群众提出问题，干部公开“述职述廉”，最后考核评定和总结整改。经过“勤廉公示”，10位领导干部受到通报批评，12人被免职或调整岗位。是年底，中纪委工作组就此制度到宿迁调研，并予以肯定。
2005年5月1日，仇和又要求宿迁市党员、干部、公务人员办婚丧酒席不得超过5桌，百姓不得超过8桌，并因此处理多名干部。很多人对此表示不满：“这是公权干涉私权！”
“（过去的5年）是各级干部奋发有为、发展信心显著增强的5年。”2008年，宿迁市长缪瑞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肯定了仇和当初的这些改革之举。
走进位于宿迁市人民广场附近的该市行政服务中心大厅，迎面便看见“行一流服务，树一流形象，创一流环境，建一流队伍”和“规范高效、廉洁便民、和谐严谨、创新奋进”这样醒目的标语。
在宿迁投资的台湾客商许正璋对《新世纪周刊》说：“此地的政府公职人员，办事效率高，素质好。”作为江苏丰艺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正璋一直记得行政服务中心外经贸窗口工作人员倪利民帮他办事时的情形：“他说，如果要急办的话，现在他就可以陪我们到南京省外经贸厅转报审批手续。然后，他在很短的时间内给省外经贸厅拟了个文。第二天，他和宿城区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的樊伟副主任一起陪我去了南京，又陪着我到省外经贸厅，楼上楼下，跑个不停。那天，省厅的经办人小潘患了重感冒，樊主任就上街给他买来感冒药。当时，省外经贸厅的领导和处室工作人员看到宿迁人为我们客商这么热情周到的帮办，也深受感动，及时拟文、批复、办证。第三天下午，我们就拿到了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及代码。”
“在别处要几个月才能搞定的事情，在宿迁3天就OK了！”许正璋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在宿豫区，接受采访的当地人表示，“自从镇领导公推公选后，办事越来越实在。”
2003年5月9日，通过“公推公选”，宿豫区曹集乡选出新的党委书记李爱华，侍岭镇则选出了新一任镇长穆东。
“一开始我们还不信，以为让我们投票只是走过场，后来参加整个过程，真是不一样，货真价实。”曹集乡的老党员王圣尧说。
“这也让我们有了危机感，关系再多不如竞争分数多，靠山再硬不如工作实绩硬。”一位镇党委成员坦言。
医改争议
在当年宿迁“一卖到底”的激进改革中，医改最受争议。1999年起，当时宿迁市卫生资产4.95亿元，人均卫生资产处于江苏省最后一位。宿迁开始了以产权改革为核心、市场化为主导的医疗改革，全市134家医院由公办变成私营133家。
对此，反对者斥之为“卖光式医改”，支持者却认为此举取得制度性创新。
争论之中，改革的一些细节被大家忽略。仇和主张，政府将全额出资办公共卫生，民资办医疗，在全市100多个乡镇设立乡镇防保所和乡镇医院，前者履行公共卫生职能，由政府主办，后者履行医疗服务职能，进行股份制和民营化改造。“所谓仇卖光，还是有保留的。”有人说。
宿迁市三棵树乡村民徐自平说：“我们不懂大道理，现在到那些被卖掉的医院看病，明显感觉医生用心了，不像以前，板着脸，说话冷冰冰，多问两句，就要骂人。”
“以前有些病在宿迁看不了，医生技术不行，设备又不好，只能到徐州、连云港或者南京的大医院去看。”沭阳县庙头镇村民周永福说。
改革后，一些村民发现，原来铁板一块的医药费，现在居然可以讨价还价了。“跟在菜场买菜似的。” 宿豫区蔡集镇的张书菊说，“上次我得了阑尾炎，先到一家医院看，人家张口就要手术费3000块，我们觉得贵，后来又找了王官集镇医院，最后800块钱就做了手术，还包括全部住院费。”
“总体上说，医药费没有便宜多少。”这是宿迁大部分人的切身感受。而这点，被一些人视为宿迁医改失败的表现。
但张新实却坚持认为，仇和时代的医疗改革基本是成功的。他曾对媒体说，医改前，宿迁财政收入名列全江苏省众城市之末，典型的“吃饭财政”，公办医院难以为继。改革后最大的好处就是盘活了一批医疗资产，让市场作主。资料显示，截至2007年，宿迁卫生总资产已达23.61亿元，其中社会医疗的资产达到16.37亿元，占宿迁医疗卫生资产的百分比上升到67.34%。
张新实同时也坦言，“看病贵”尚未解决的根本原因，是宿迁的医改“无法触及药品市场和设备市场，定价权不在宿迁，单纯指望医院降低收费并不现实。”
张新实曾说，宿迁已经开始践行“补需方”的做法。这位以“社会取向”为特点的“新海派”书记的具体做法是，“在农村实施大病合作医疗，每人每年100元，共有340万人参保，这样一项政府补助的资金将达到2.7亿元；在城镇实施城镇非职工医疗保障，每人每年150元，共有94万人参保，一年政府要补助1亿元的资金。随着财力的增加，补需方还会增加。”
宿迁市人民医院院长杨伟民则认为，光“补需方”还不行，如何在资金、人才和技术上支持乡镇医疗机构尤为紧要。
一些村民也有抱怨：“乡镇上的医院都让私人搞，不好，好的医生不会愿意坐在乡下简陋的房间给人看病，谁不想到城里的大医院工作。”
“由城市里的大医院并购乡镇以下的医院，由大医院提供设备和人才，形成服务网络化和双向转诊制，类似于有些大学校本部医院与分校区医务室的关系，城市大医院医务人员可以轮流到农村网点提供服务。对于这些大医院的农村网点，政府应该‘补供方’，由政府购买部分服务，以保证其公共属性，并通过奖励大医院的手段来调动大医院参与这项改革的积极性。”杨伟民建议说。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宿迁市长缪瑞林在北京对媒体公开表示，宿迁将继续建立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基本药物制度以及实行单病种限价管理，通过这些切实措施逐步缩小当前在医药卫生资源配置、服务利用等方面存在的比较明显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
教育有放有保
在宿迁，当年与医改一样遭到激烈争议的还有出售幼儿园、学校的做法。
改革伊始便遭到巨大阻力。最极端的例子发生在泗洪县，那里的幼儿园老师，集体到宿迁市委门前静坐示威，“不按中央文件将出售的幼儿园收回公办，就罢课。”媒体曾报道说，“这些老师们为不连累吃财政饭的丈夫们，已经写好了离婚起诉书，准备‘集体离婚’。”但是，改革并未就此停息。
2000年，宿迁市仅有幼儿园415所，幼儿入园率仅55%，高中入学率仅47.8%，比全省平均水平低30%。全市教育经费4.54亿元，占财政收入的40.3％。2001年底，全市有危旧校舍123万平方米，其中一级危房54万平方米，仅危房改造资金就需3.8亿。
“当时局面，不得不改！”宿迁市教育局局长孙其松对《新世纪周刊》说，教改前，宿迁每年的高考成绩在江苏省内都是“垫底”，此外，每年有近3万名学生读完9年义务教育后，不能继续完成高中学业。
2001年起，宿迁市启动“一保三放开”为原则的大规模教育改革。“一保”是确保义务教育的发展，“三放开”是逐步放开学前教育、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
“宿迁幼儿园的改制，是股权多元化的改造。即以教职工参股的形式解决财政投入不足的问题。”宿城区机关幼儿园园长尤克飞说。
2003年，宿迁市已经改制的幼儿园又进行了一次股权改造，原先管理层的股份被政府收回，改成政府控股的形式，而教职工参股的股份相应减少。教育局同时制定了 “四个不变”的原则，即“保持改制学校职工原有性质不变、原有档案工资不变、职称及调资晋升不变、原有养老金缴发渠道不变。”
“参股以后，老师们的工作积极性更高了。”实验小学幼儿园园长朱媛媛说。
目前，宿迁90％左右的幼儿园是民办的，“他们的收费并不比公办的高，可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要。”
作为教育局长，孙其松认为，幼儿园更多的向民资开放是大势所趋，必须把宿迁有限的财政教育经费更多地投入到九年义务教育当中。
原先宿迁义务教育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现在调整为“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明确各级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的办学责任，使各级教育经费教师工资的发放都得到统筹管理。
此外，通过调整中小学的布局，实施规模化和集团化的办学。到2004年10月，共撤除小学1362所，中学25所，以重点名校为龙头，通过兼并、合并、挂靠等形式，把分散和不合理的义务教育资源整合起来，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财政的集中投入。
宿迁市政府规定公办义务教育实行“一费制。”
高旗是11岁孩子的父亲，他告诉《新世纪周刊》，孩子一年只需交30多元，属于课本费，学费还有其他杂费都不用交了。改革让家长看到了实惠，也获得了更多的选择余地。
民办教育的风起云涌，也冲击到了公办教育。原公办泗阳中学的老师单士保，因为民办学校更高的薪酬，而加入了民办学校队伍。“自由感强了，教师队伍的流动性也大了。”宿迁市最老牌的学校宿迁中学，在2004年之前的3年内，流失教师40多人。
孙其松对宿迁的教育改革颇为乐观。他的乐观也有数字做支撑。截至2007年年底，宿迁3~5岁幼儿入园率达87%，较2000年提高了32%；“普九”入学率近100%，初中毕业生升学率94.71%，2002年至今，年均增长率江苏第一；高中阶段在校生由2000年的5.3万人增加到23.8万人。2007年的普通高中，二本以上本科上线人数达到7885人，上线增长率位居苏北5市之首，另外，随着宿迁学院的创立，宿迁没有高等教育的历史得以终结。
2月25日，孙其松应邀前往昆明，作了一次关于宿迁市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经验报告。昆明市委宣传部部长张红苹在报告会后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宿迁的做法非常有针对性和操作性，宿迁的经验对我们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借鉴性。”
现在，因为仇和的任职，昆明与宿迁的联系密切起来。宿迁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同时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完善。昆明在怎样的改革思路下推进，留给人们更大的想象空间。  

仇和语录

改革其实是革命，革既得利益的命。
欠发达地区一般都有四个怪圈，即政治上越乱越穷，越穷越乱，表现为乱折腾；社会上越生越穷，越穷越生，表现为乱生育；经济上越收越穷，越穷越收，表现为乱收费；思想上越保守越穷，越穷越保守，表现为头脑僵化。治乱世用重典，治重症下猛药，所以在沭阳时，是强力纠偏，矫枉要过正。
不要截然把人治和法治当成是非的两极，承认宿迁的现状的话，能不能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进民主呢？（本刊记者/刘炎迅）